失去了根基的《浪姐2》，最终只能成为一个四不像的节目！( 二 ) 选秀|录制|恋爱|cp|段星星|节目

或者说，依然是她们的“身材魅力”。
节目的反叛最终只停留在对年龄的对抗上。
然而女团标准的唱跳业务，毕竟并非这一年龄的许多女性能承受，这反而加剧了她们的年龄焦虑。
与此同时，她们所拥有的状态，也远非普通30岁以上女性所能企及的，其原因还是她们拥有常人不具备的资历、地位、财富和资源，令年轻状态得以延续。
但这反而加深了普通女性的焦虑。

文章插图
不论节目内外，提前置入的“女性觉醒”都成为一种成功学叙事。
而成功学对现有机制，从来都倾向于保护而非挑战。
独立、个性，只是让女明星的荧幕形象更加完美。
但未能在公共领域里，起到对更广阔人群的鼓励作用。

文章插图
综艺里的女性成功学
怎样才算是成功？这种问题看似是无底洞。
但在综艺节目里，它和“广义相对论”一样，有了施展的空间。
而在金字塔端的，正是综艺里的“女性成功学”。
选秀类综艺原本便是以“梦想成真”一类的叙事来吸引观众。
安又琪参加过的《超级女声》便是这类综艺的典范。
她在2004年参加这一节目，节目里，她本是一个普通女孩，在观众全程注视下一步步成长，最终成为冠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观众也可以用自己的投票，帮助她去实现梦想。
于是，她的成功也成了她的支持者的成功。

文章插图
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被看做粉丝经济的滥觞。
之后的《中国好声音》、《中国有嘻哈》以及男团女团选秀，大都沿着这样的“造梦”主题来展开。
不过，《超级女声》的时代，观众乐于看到的是“麻雀变凤凰”的故事。
那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阶层跃升的希望。
而如今，人们越来越喜欢看到“有钱人也很努力”的故事，素人真人秀越来越少，男女团选秀里，“出身豪门”也成了加分项。
就连一向贯口走天下的李雪琴，离开了提词器，在时尚芭莎的红毯下，风光不再。

文章插图
这样的心态也体现在《浪姐1》里。
最初，女性艺人们不在乎“成团”。
疫情期间娱乐业萧条，演艺圈也一时没戏可拍。
于不少女性艺人而言，参加《浪姐1》只是接一个普通的通告。
有工可开，但并没寄托太高期待。
她们不像练习生一样，需要依靠节目出道，而是各有各的底气。
面对平台方，她们也无需唯唯诺诺。

文章插图
不过，最终她们意识到，这个节目能给自己带来更高的热度。
而有了更高的热度，才会有更好的资源，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打败年龄，重返青春。
于是，一切都变成了一场普通的女团选秀，吸引观众的不再是她们独特的女性魅力，而是她们之前的明争暗斗。
不同的姐姐们也各自有了自己的饭圈。
从各个微信群，再到豆瓣小组，再到微博，都在不遗余力地应援打call。

文章插图
那些最具人气的姐姐，往往是原本便在娱乐圈生态系统中拥有更高权力者。
第二季中，更具“江湖”地位的那英、杨钰莹、张柏芝、王鸥，几乎毫无悬念地一路晋级。
而更需要机会的安又琪，虽然第一次公演排名第一，却依然在莫名规则下被淘汰。

文章插图
最终的结果，只能将观众引向这样的想法：有钱、有地位的漂亮姐姐，才有资格理直气壮表达诉求。
当观众津津乐道于谈论一众女艺人的“咖位”差别与在节目中的权力大小时，可能忘了这源于一种畸形的生态：
你必须足够成功，才能获得基本的尊重。

文章插图
女性的成功当然值得赞叹，尤其在当下社会，她们获得同样的成功，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太多的努力。
一个成功的女性，也能成为榜样，给更多的女性以激励。
只是，“成功”不应该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反而会距离真正的女性价值越来越远。
“我得了第一名，但是我不想成团。”
似乎，宁静早已看破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