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霸主世界：我们可能正处在美国霸权解体的暴风眼中

美国霸权在二战结束后得以确立，至1973年前后出现转折，开始走向衰落。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具体表现为制造业竞争力和GDP份额的下降。

文｜邵宇陈达飞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与“大萧条”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这个概念由阿尔文·汉森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被用来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迷状况。萨默斯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世界将临“金德尔博格陷阱” 。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一战之后，经历短暂调整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1925年后进入高涨期。一般认为， 1929年是大萧条的起点，但在此之前，部分国家就已经进入衰退。 1929年之后，始于美股崩溃，世界进入长达10年的大萧条。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离一战结束仅20年。所以，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 。二战后，世界分为民主和共产主义两个阵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阵营在经济上经历了“黄金时代” ，而以前苏联为中心的共产主义阵营的经济则毫无起色。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经由巴黎和会最终确定，战胜国与战败国签订了《凡尔赛合约》。合约违背了初心，转而变成了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性协议。作为英国谈判代表中的一员，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巴黎和会以及合约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凡尔赛合约》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性协议，主要反映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意志，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的精神被遗失殆尽。凯恩斯做了非常精准的预测，认为注定是一个“迦太基式的和平” 。为了生存，德国必定会反抗，战胜国并不会在压榨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历史不幸被凯恩斯言中。二战后，世界并未重蹈覆辙。二战后世界秩序之所以与一战后显著不同，搪塞地说法是吸收了历史的教训。比如，一战后，官方建立的多边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形同虚设，而二战后则建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重要机构，它们是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和推动者。再比如，一战后未被采纳的观点和计划开始受到重视，如凯恩斯在《合约的经济后果》中的倡议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等。但我们认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确立了绝对霸权，承担了战后重建的责任，也有能力推动共识的形成。因为，合作共赢的道理，并不是二战之后才被掌握的。美国的霸权地位有助于达成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均衡，避免了出于利己动机而出现的合成谬误。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一战后与二战后不同的国际秩序正好对应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均衡，一战对应的是较差的均衡，二战对应的是较好的均衡。如图1所示，一战后，战胜国有合作和制裁两个策略，战败国的两个策略分别是合作与反抗。在四个组合中，理想中的结果是左上角的（合作，合作），战胜国与战败国合作共赢，但现实中的结果却是右下角——（制裁，反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凡尔赛合约》是每个参与者从利己的动机出发而达成的一项战胜国剥削战败国的合约，这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直到大萧条的爆发和希特勒上台，恶果才体现出来，这又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初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几乎全线崩溃，直到1950年前后，才恢复到194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会显著放慢。美国帮助欧洲和日本，同样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二战后的均衡是共赢。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想实现左上角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常见的情形是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双方都选择针锋相对的策略，这方面与一战后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另一种情形是双方实力不对称，一方占优势地位，能发出可信的威胁，从而有助于实现合作均衡。这是一战后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显著不同之处。二战后，美国已经牢牢地确立了霸权地位，故其威胁是可信的。更何况，通过《租借法案》，英国已经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空间。“霸权稳定论”与命运共同体“霸权稳定论”是一个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指出，当存在霸权国家时，国际体系更有可能保持稳定，合作共赢会成为主要基调。反之，霸权的衰落或解体，就会使世界陷入失序的状态。如果世界范围内的合作越来越难；如果小团体的合作越来越多；如果霸权国家必须靠兑现威胁才有可能促成合作；那就足以反映霸权国家正在衰落，直到新的霸权出现，或者旧霸权完成重建，世界才会再次进入合作博弈均衡。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军事，但它制定规则的能力与二战后初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而这种被弱化的霸权将不足以促成合作。霸权并不仅仅只有压迫与被压迫的含义，也有合作共赢的一面。前者表现为能量从外围国向中心国集中，后者则相反。由于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不同的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大英帝国建立的殖民秩序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后来殖民地获得了独立，但其令人担忧的发展状况与殖民者的剥夺有密切关系。与之相反的是，二战后美国建立的民主国家阵营，美国、欧洲和日本共同分享了近30年的“黄金时期” ，这正是邓小平感叹与美国搞好关系就能发展好的背景，并因此选择“脱苏入美” 。霸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和综合的。归根到底，霸权国家选择合作还是冲突的策略取决于成本收益核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霸权地位是否稳固。一般而言，霸权越稳固，越有可能实现合作。以贸易为例，在一个简化的两个国家和十个产业的模型中，当大国所占份额超过70% ，小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大国会牺牲份额，以促成与小国的合作。因为合作有助于把蛋糕做大，即使份额减少了，总福利仍然是增加的，故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当大国所占份额在30%－70%之间的时候，合作就会转变为冲突。这是因为，对大国而言，做大蛋糕的收益小于份额缩小的损失（图2）。这个模型的现实含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加，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会从互惠变为冲突。分页标题

在左右两个区间，霸权国家与后发国家是命运共同体，但在中间区域，随着霸权的解体，冲突或不可避免。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是美国的自利行为，不仅阻隔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还扩大了美国的外需。到20世纪80年代，日韩开始在汽车、家电和半导体等行业对美国形成冲击，合作便转化为冲突。绝对霸权只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存在过，如一战前的英国与二战后的美国。实际上，历史上的两次全球化的“黄金时代”都是在绝对霸权，或者霸权国家愿意承担提供公共品责任的条件下实现的。这样看来，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冲突常态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萧条：第一次霸权解体危机著名金融史学家金德尔博格就是“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在解释大萧条形成的原因时，他认为，根源在于英国没有能力，美国又不愿意这三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稳固国际经济体系：第一，为跌价商品保持比较开放的市场，代表性事件是美国在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这引起了全球性的贸易战；第二，提供反经济周期的长期贷款；第三，在危机时期实行贴现，全球缺乏“最后贷款人”机制。所以，大萧条又被称为一次霸权解体危机。早在一战之前，美国就已经确立了经济霸主的地位。根据麦迪逊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GDP在1879年就超过英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第一次超过英国的时间是1906年。工业增加值方面， 1870年，英国占比31.8% ，美国23.3% ，到1913年，英国降至14% ，美国已经升至35.8% 。但是，直到一战前夕， “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世界金融体系仍然是以英镑和伦敦为中心，全球贸易金融的60%以上以英镑计价、融资和结算。 1913年，在已知外汇储备中，英镑占比48% ，其后的是法郎和马克，占比分别为31%和15% ，美元则不见踪影。一战后，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衰退，美国经济霸权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实力也快速崛起。一方面，一战结束时，美国已经确立了债权国地位，对英国的债权为47亿美元，法国为40亿，其它国家总计32亿。此外，欧洲战后重建需要资金，美国则扮演着重要的贷款人角色。从1924到1929年，美国对外贷款的金额约为英国的两倍。另一方面， 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和美联储的成立，以及一战的爆发都为美元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条件。根据埃肯格林（2019）的估算，美元储备份额大约在1924年－1926年期间首次超过英镑。至1929年，在其所统计的16国中，美元储备占比达56% ，英镑为41% 。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交易媒介和尺度的职能也有显著提升，排除英联邦国家，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反超。当然，不同作者的估计结果会有一定差异，如特里芬认为， 1928年前后，英镑在储备中的份额仍然高达80% 。主流文献一般认为，直到二战后，美元才确立主导地位。英美两国金融与经济权力的不匹配致使全球领导者实质上处于一种缺位状态。霸权国家的重要职能（或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构建，包括货币等交易基础设施。公共品体系决定了交易成本，公共品的短缺必然导致交易的萎缩。逆全球化反映的就是公共品的短缺。大萧条就是在霸权解体和公共品短缺导致的全球经济失序的状态下实现的。美国积极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但美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犹如空中楼阁，国际联盟形同虚设。虽然威尔逊“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也被认为是其在巴黎和会吃了闭门羹的一个解释，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的霸权地位不稳固，未获得法国和英国的认可。英国经济实力虽然已经衰落，但在金融实力上仍然超过美国，伦敦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镑也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二战后，美国实际上仍然是在按照“十四点计划”的精神主持国际秩序的重建，由于其霸权地位更加稳固，再加上更为强势的罗斯福的主政，结果也完全不同。大危机：第二次霸权解体危机美国霸权在二战结束后得以确立，至1973年前后出现转折，开始走向衰落。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具体表现为制造业竞争力和GDP份额的下降。两次石油危机可被看作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不断强化。虽然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并未下降，但其在全球制造业和美国GDP中的份额却在收缩，分别为15%（2017年）和11%（2019年）的历史性低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09年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强国。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约2000万，而后不断下降。至1989年，美国政府部门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制造业就业人数， 2008年，前者达到后者的两倍（目前剪刀差正在收窄）。金融行业从业人数虽然并未超过制造业，但两者的差值却在不断缩小，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缩小至300万。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早在1953年就达到了峰值（26%）， 2008年仅为8.3% 。美国制造业份额的衰落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受到了来自欧洲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即使是在钢铁和汽车产业这些曾经令美国崛起的支柱性产业，美国也没有保住其领先优势。归根到底，按照辜朝明的说法，都是因为经济已经进入到了“被追赶阶段” 。从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角度看，欧元区占比最高， 1990年占比36% ，目前已降至25%；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全球的份额为16% ，目前已经降至11.4%；中国则从加入WTO时期的不到3%升至2019年的10.5% ，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出口国。从GDP的角度看，二战后初期，全球生产1美元GDP ，约5角是美国贡献的，截至60年代初，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仍然达到40% ，但目前已经降至24% 。相反，中国已经升至16.3%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分别于2010年和2018年超过日本和欧元区。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霸权仍然是非常稳固的。美国相对经济实力衰落和金融霸权的稳固形成鲜明对比，状况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英国之所以在经济被美国超越后仍能维持金融霸权，一方面是因为货币与金融的强网络外部性；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强监管的金融政策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相关。在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以前，美国金融业的经营和监管是建立在南北战争期间通过的《国民银行法》的约束之下的，它不仅禁止美国的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还禁止银行跨境开设分支机构。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因此非常落后。所以，一战前，只有少数信托公司可以绕开法律的限制，开展非常有限的金融业务。除此之外， J.P.摩根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或家族成员在海外的金融机构，开展部分国际银行业务。当前，美国的金融霸权与经济实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失衡，前者远远超过后者。这与一战前的英国有相似之处。美国的金融霸权是否不可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否可以高枕无忧？答案是否定的。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至少可以上升到与其贸易规模相匹配的高度。目前，欧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为20.5% ，低于进出口贸易的25.3%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汇率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中国的金融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的综合经济（GDP、制造业和贸易份额）实力与金融地位严重失衡，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偏低（图3）。究其原因，与一战前的美国有非常相似之处，中国基本上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市场化次序，金融开放的步伐滞后于贸易的开放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也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仍处在初级阶段，在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想取得突破性进展，难度较大。分页标题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带来金融地位的提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主要在于其内部。早在1960年，特里芬就提出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面临的难题，后来被称为“特里芬困境”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黄金平价基础上的，美元信用建构在黄金之上，自然也随着黄金储备的流失而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国黄金储备的流失， 1958年，美国以外国家的黄金储备首次超过美国；1959年，美国外债总额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1963年，其他国家官方持有的美国外债总额首次超过黄金储备。以上三个交叉可被称之为三个“死亡交叉” ，均反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从1963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其间仅经历了不到十年时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虽然黄金储备被认为是美联储的资产，但从持有美元的主体来说，它对应的却是美国的或有负债，美联储负有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合约义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2.0”体系中，黄金的角色被美国提供的其他安全资产——如美国国债、机构MBS等——取代。本世纪初以来的实证证据表明，美元安全资产短缺已经成为一项特征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诸多病症，如低利率或负利率，经济增长停滞，以及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价格同步上行等，都预示着该体系负重难行，以及美国霸权难以维系。从这个角度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美贸易冲突，也可以被理解成一次霸权解体危机。霸权解体危机与安全资产短缺霸权解体导致世界失序的核心逻辑是公共品短缺。一定程度上，核心国家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全球化的进程。二战后无疑是美国，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提供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上。二战后的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公共品，以及美国作为美元的垄断提供者和全球体系的设计者、维护者的基础上之上的。美国在享受美元“嚣张的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体系运行之责任和成本。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义务，因为它曾是这个体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但是，当美国感觉其从该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小于付出的成本，或者，当其感觉搭便车者获得了非对称性收益，尤其是搭便车者还挑战了其规则制定权时，它便不再有激励去维护该体系，甚至会主动破坏其建立的秩序。广义来讲，美元是作为安全资产而存在的，而安全资产就是美国提供的最重要的金融公共品。所谓安全资产，指的是对信息不敏感的资产，即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或者说，债务人的支付承诺完全可信，资产持有人不需要收集额外的关于发行人的一切信息。安全资产最重要的功能是价值储藏。同时，随着金融机构负债业务从零售模式向批发模式转型，安全资产的抵押品属性价值凸显，因为这提供了一种便利性收益。全球来看，美国是最重要的安全资产供给者，美元、美国国债、政府支持的机构证券、金融机构债务、MBS和ABS都被视为安全资产。另外，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也可被视为安全资产。当然，安全资产并非绝对概念， T时刻的安全资产，并不意味着T+1时刻还是安全资产。所以，安全资产是个相对概念，会随时空而发生变化，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私人发行的ABS就被认为是安全资产。 2010年欧债危机之前，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也可以被视为安全资产。美元与黄金脱钩解开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枷锁” ，但却打开了廉价货币的魔盒。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滞胀” ，其次是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美国自身也未能幸免，国内信用的膨胀加剧了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与廉价美元相对应的就是安全资产短缺，这被认为是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代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逻辑——新“特里芬困境” 。这一次，其他国家持有的不是黄金，而是美国国债，但两者共同之处在于，类似于黄金与美元的无条件兑换，美国政府也承担着国债的无条件偿付义务，而且还要支付利息。从这一点来看，美债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国的困境在于，只有创造更多的美债，才能吸收泛滥的美元流动性，只有创造更多的美元，才能满足联邦政府发债融资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加剧了这个恶性循环。从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的提供者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战略收缩，侧面反映的是其作为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国家能力的下降。美国在与中国脱钩的同时，也在联合其盟国对中国进行围剿，想将中国孤立于世界，有点类似于围剿与反围剿的关系，中国突围的方法只能是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美国将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的意图也非常确定，之所以未明确声张，是因为中国仍然是支撑美元体系循环的重要基石。所以，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中国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公共品短缺状态的必经之路。安全资产供给能力是中国应对金融脱钩的关键中国应对美国金融脱钩的关键是：第一，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国家能力；第二，在世界安全资产短缺的情况下，在能力许可范围内，弥补这个缺口。实际上，扩大金融开放，就是在弥补这个缺口。毫无疑问，当前的短板是国家金融能力，也就是向世界提供安全资产的能力，其紧迫性不亚于科技创新。全球安全资产需要满足信用和市场风险低、市场流动性高、通货膨胀风险有限、汇率风险低以及异质风险有限这五个条件。这就要求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当前正在推进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题中之义，因为价格只有在市场中才能真正被发现，而只有价格真正体现价值，市场风险才会回归合理区间。市场化和开放是中国建立安全资产供给能力的条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化就被看作是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化的必由之路。但从实践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化有其内在次序，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进行，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随着各项制度建设的推进和开放举措的推进，人民币资产越来越受到海外投资者的青睐。从2016年初开始，境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在不断扩张。截至2020年一季度，规模超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股票为1.9万亿元，约占A股总市值的6% 。债券为2.3万亿元，占比不到4% 。虽然规模仍然较小，但从中国改革的方向来看，过去几年的趋势还将延续。全球化总是在重复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断变化，然而，至少从历史经验看，不变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 21世纪并不必然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世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过美国，这一切，都取决于相对意义上的国家能力，它集中体现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来源；财经杂志分页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