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中原王朝的战略节点——燕云十六州(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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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地稠密的人口也成为了辽国最重要的士兵来源。契丹自神策元年收编后唐“山北八军”后，以此为模板建立了诸多汉军编制，如五京乡丁就多为汉人。
《辽史·兵卫志下》中记载“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番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 ”辽国实行五京制，即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上京、东京、中京三地可用兵丁只有南京、西京两地的四分之一强。
根据《辽史》记载，（南京析津府）“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晓武兵，皆黔面给粮如汉制” 。和寻常汉军以步兵为主不同，这些由精锐汉军中选拔出来的部队，均为骑兵，总编制在一万八千骑左右。再加上分布在西京、南京各地的布防军队，燕云一带的战争潜力不可小觑。也难怪在辽代会有“燕京兵戎冠天下之雄，与赋当域中之半”的说法。
燕云之地对于辽国的意义无可置疑，相对应的，燕云在北宋君臣心中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拥有燕云之地的契丹，获得了远超传统游牧民族的战争潜力，也获得了可以随意入寇北宋腹心之地的交通要冲。
由于燕云的丢失，北宋失去了长城防线这一农耕文明保护自己的藩篱，反倒是和辽国共有华北平原。契丹原为游牧部落，牛马牲畜满坑满谷，尤以轻骑兵见长。在这些来去如风的骑兵部队威胁下，以农耕区为主的中原王朝始终不得安宁。
自后晋失燕云以来，后汉、后周、北宋均有收复之心，然而，真正取得进展的只有后周世宗柴荣。这位天不假年的皇帝在短短六年间扭转了后周的国势，并利用先南后北的战略壮大自身实力，终于于显德六年的北伐中，得宁、莫、瀛三洲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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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汉时完全无险可守相比，夺下三州、三关后，后周终于可以建立新的防御阵地，保卫身后的平原地带。由于地理禀赋的影响，这样的防线显然无法与燕云北线长城相媲美。然而， “土山平陵，漫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 ，面对纵掠驰途的游牧骑兵，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只能利用各类工事挽回攻守逆差。
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北宋甚至于沿白沟河一线，自太行山东麓的保州向东建立数百里的陂泽、沟渠，配合太行山西线的榆塞，作为人工防御工事。 “自保州西北沉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 。
这也是如今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水长城的防御工事。以当时的工程技术水平而建，依靠人力建立水长城，其耗费可想而知。可即便如此，这类由人工开凿建设的防御设施，在防御骑兵的能力上依旧无法与真正的长城险塞相比。
而更加天马行空、骇人听闻的方案则与黄河改道有关。北宋初期黄河并未改道，而是沿东汉时期的故道入海，此道从东汉至唐末，共维持八百余年未曾变化。但到了宋代，随着气候的变化，黄河流域常常因为雨量变化而决溢，天禧年间黄河改道北流，朝廷派谙熟水文的官员李垂治理河患。
然而，这位治水专家在考察当地情况后，竟要求宋庭不要对此次改道进行干预。原来，早在大中祥符五年，李垂就曾经上《导河形胜书》，建议人为对黄河进行改道，原因是他认为黄河北流则“契丹不能南侵” ，乃“中国御边之利” 。
而此次黄河因决溢改道，正好符合了他当时的建议。然而对于北宋而言，黄河改道不治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也会让百姓质疑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李垂的建议再一次被驳回，黄河北岸的决堤口也被修复，然而，元祐四年，黄河再次北决， “遂不复闭，盖幸其北去，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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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黄河改道事件，当然是天灾而非人祸，但诡谲的是，北宋的善后工作并不得力，以至于河北路大半地域，共十五州遭河水肆虐。最后，还是南宋人沈作喆一语道破天机：“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