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晋国君位继承制度研究——以春秋时期为例(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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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太子制度而在设立辅弼太子的专门官职———太傅，是太子制度运作的征兆。设太傅之职，则必有太子。士会为中军帅，兼任太傅，辅助的太子当为公子寿曼，即后来的厉公。
由于在太傅任上工作出色，士会受封随、范二邑；悼公元年，使士渥浊为太傅；成公十八年，悼公后来又让叔向代士渥浊任太傅，两人先后辅助的太子皆为悼公太子彪。虽然太傅的职能包含了执掌一国之礼刑，但是其基本职能是教育太子。在选择太傅人选时，最重要的选拔标准是此人是否具博闻广志、是否擅长教育工作。
由太傅的选拔条件可见其基本职能还是教育太子，只是由于身处与卿相近的高位，作为晋侯倚重的内官，又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才逐渐衍生出执掌礼刑法典的职能。为太子专设太傅，相比少子、庶子具有更多的教育优势，有利于培养太子未来执掌国政的能力，使太子制度更加完备，进一步巩固了嫡长子在继承君位时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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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教育手段只是间接地保障太子的继承权，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太傅甚至能直接以监护人的身份扶持太子继承君位。
三、影响晋国君位继承的外部因素
朱凤瀚先生在论述公族的政治机能时曾说：“诸先君遗族内的诸公子（及公孙）们……是对以正常方式父死亲子继君位之继承制的最大威胁。 ”其说甚确。虽然晋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诸庶子也有着潜在的继承权。
由此推展开去，诸庶子的儿子——诸公孙也成为君位的争夺者。他们都构成对嫡长继承制度的直接威胁。公室的政治机能，原本在于通过将同父兄弟的诸公子排斥在公室之外，减少君位旁落的潜在威胁，保证君位在更小的直系血亲范围内传承。
但这种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公室地位独尊、实力独大的基础上的。如果诸公子实力膨胀到可以与公室抗衡，或者出现足以打破平衡的第三方势力支持诸公子一方，公室就很难保证嫡长子继承君位，甚至连君位在公室内部的正常传承也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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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自昭侯至定公，共21君，其中拥立国君生前指定继承人、父死子继者有16例，为正常继位；而违背国君意愿、以强力自立或被其他势力拥立者有6例，可看作非正常的继位。
这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由于国君缺乏子嗣而导致继承制度作出灵活调整。第二种，先君遗族的诸公子、公孙实力强大到可直接从公室手中抢夺继承权。第三种，有第三方势力支持诸公子，使继承君位的天平陡然偏离了公室一方。另外这还清晰地显示出一种发展趋势。
晋国宗法制度受到的破坏，对公室君位继承的影响越来越大。曲沃代翼的长期残酷厮杀使晋国的宗法秩序遭遇沉重打击，晋侯緡与武公的非正常继位即发生在此背景下。献公以后，公族地位一落千丈，完全失去了对公室正常继承制度的支持作用。国外势力趁虚而入，开始左右晋侯的人选。惠公、文公皆由秦国扶助上台。文公以后，卿族势力迅速膨胀。
虽然公室极力维持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并在多数时候保持了平稳运行，但卿族如果蓄意干扰，公室全然无法抵御。卿族通过杀死灵公、厉公，将君位继承仪式的时间提前，并且完全控制君位继承的最终结果，扶持公室以外的公族成员成公、悼公继位，显示了宗法制度衰败后，卿族对君位继承制度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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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春秋时期的晋国始终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坚守与破坏中摇摆，既没有类似于鲁国的“一继一及”现象，也没有像楚国那样“楚国之举，恒在少者”的说辞，所以在先秦继承制度研究中并未受到特别的注意。
正因为如此，晋国的状况也许更具有代表性，可以避免被少数文献记载误导，从其丰富的史料中勾勒出春秋诸侯继承制度的概貌与大致走向，对于春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