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少年老成、心思缜密、坚韧不拔—明世宗嘉靖帝取得“大礼议”斗争的胜利过程( 二 )

这样暂时的平衡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年（1522年），在历时三年半的对抗中，年轻的嘉靖帝勉强退了一小步，名义上奉伯父孝宗皇帝为“皇考”、给名义上的母后——张太后上尊号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 。而但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还是在此期间被上尊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 ，得到了“皇帝”的头衔，嘉靖帝生母、原本只是“兴献后”的蒋氏则为进一步加尊为“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在宗法上和正牌皇太后张氏平起平坐。另外，嘉靖帝的亲祖母（兴献王朱佑杬生母、明宪宗邵贵妃）也从“皇太后”升级为“寿安太皇太后”（名分上高过了慈寿皇太后张氏）。
虽然从宗法上来看，嘉靖帝在没有完全掌握皇权之前，暂时还是以孝宗夫妇为宗法上的父母，生母则加了“本生”二字，但嘉靖帝内心实际只承认兴献王夫妇是自己的血缘父母，孝宗夫妇这个“皇考”、“母后慈寿皇太后”的称谓，嘉靖帝从来都觉得别扭，内心相当抵制。而对于兴献王夫妇被尊称为“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之事，文臣们同样是极度反感，认为这有违儒家礼仪、宗法制度，完全不可以接受。所以，嘉靖帝和文臣们都对勉强达成的现状很不满意，一直想要彻底推翻对方的主张，获得礼仪制度上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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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因为在和嘉靖帝进行了三年之久的“礼议之争”中心力交瘁、又加上对自己当初在以武宗名义发布的遗诏中遗落“兴世子入继孝宗、以皇子之名继位”程序、造成今日皇室礼仪制度上产生激烈争论的内疚和惭愧，内阁首辅杨廷和心灰意冷之下，向嘉靖帝提出致仕，从此再也不搅进这摊浑水中去了。嘉靖帝没有过多挽留，很是痛快地批准了杨廷和的致仕要求，并赐给杨廷和“表彰功勋”的诏书，让朝廷提供车马、物资、护卫卫，送杨廷和返回位于四川成都的故乡，并再次确认将荫封杨廷和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使的旨意。
文官之首杨廷和的无奈致仕，标志着嘉靖帝在“大礼议”之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让嘉靖帝有所忌惮、阻止他在宗法上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从而在“礼制”上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帝在逼退了最大的对手杨廷和之后，决心趁热打铁、再度出击，进一步将自己亲生父母的名分拔高，乃至于彻底尊崇为“皇考、母后（唯一的）” 。于是，嘉靖帝直接下旨，命礼部官员为“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预备好祭祀的册文，准备在当年的冬至祭祀中，将亲生父母的册文加入到历代大明皇帝和在世的张太后所拥有的册文内，一并以此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按礼仪制度来说，正统的皇帝和皇后，才会在祭祀大典时拥有自己的册文（在世的也有）， “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说到底也才是皇帝的“本生父母” ，身份、资格都不能和真正的皇帝、皇后相比，嘉靖帝这完全是假公济私、想要浑水摸鱼，直接把本生父母抬高到正统帝后的位置。因此，群臣闻讯后，无不哗然，对嘉靖帝这种明目张胆违反宗法制度的行为义愤填膺、极度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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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哗然中，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状元、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杨慎（即致仕首辅杨廷和长子）趁机发动同年的进士，以及在京六部九卿、翰林科道、法司通政、诸司郎官等文臣共计二百二十九名，到左顺门前“候旨”（其实就是要挟皇帝），请求嘉靖帝收回给本生父母授册、陪祭的诏令（在杨慎坚持维护宗法礼仪制度的表面，其实也隐含了他不满嘉靖帝过河拆桥、逼迫自己父亲致仕，因此借机闹事的目的）。而在发动“左顺门谏言”前，杨慎为了增加气氛、以壮声色，还喊出了那句流传后世的千古名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就在今日！”
此时的嘉靖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孤零零一人从安陆封地到京师来继位的年轻王世子了，经过了三年的帝王生涯，他本来就异常成熟的政治手段更加老练狠辣，朝政大权几乎完全操控在手（仅仅只是名义上还不敢和张太后顶牛而已）。面对以杨慎为首的一帮文臣有如儿戏般地“乞求”(其实是要挟），他虽然也表现出恼怒，但终究没有沉不住气、中了杨慎他们的“激将法” ，而是不动声色地先命内官传口谕，让左顺门外的群臣先退朝，日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