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合人性本能的潘多拉盒子：看川普的右翼民粹主义

迎合人性本能的潘多拉盒子：从大历史看Trump的右翼民粹主义兔主席如无意外， Biden将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在明年1月入主白宫。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及西方政治并不了解。对于美国政治，也是最近几年因为中美矛盾升级才开始关注。在中国比较流行的几个趋势和观点：第一，中国人习惯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这个观点非常简单直接，即认为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需要用利益去界定，而不可能存在什么共有的价值观或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全部都是干扰，会造成天真或幻想。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现实政治的方法论去分析大国关系就足够了。这种观念与中国人的务实文化、与西方社会文明上的隔阂、过去百多年的经验（其中包括与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交往，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小弟越南及朝鲜的交往），都在强化这种观点。第二，对美国政府与美国政客极度的不信任，倾向于采用最cynical的观点看待美国政客及其外交政策。中国人本来就习惯于用“现实政治”、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理解国际政治，对美国一直存在不信任和怀疑，而Trump在任的四年则把这种思维和倾向推到了极致。人们对美国彻底“丢掉幻想” ，并认为对美国如果还抱有幻想，或认为美国政党政客之间在对华问题上还存在差异的话都属于天真幼稚。 Trump的四年加大了中国人对美国的cynicism ，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更容易从简化论（reductionist）的方式给出建议解释——我们不需要再了解美国国内政治趋势，不需美国不同政党、不同政客之间的差异，而且过度“了解”不仅仅是天真，还会对我们的对美政策产生“干扰” 。我们应当假定美国政府/政客都是一样的，制定一贯的政策。第三，认为伴随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是注定发生，无可回避的。美国一定会调度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手段去打压中国，阻挠中国的崛起。熟悉国际关系理论及话语的人应该知道，一大派的观点（“Liberalism”）认为，这种简化论的（reductionist）、过度注重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观察方式实际上是片面的，过度cynical的，更是危险的。它会制造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使得本可避免的两国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信息的畅通，不能错过可能影响我们实质判断的关键信息，充分的调查与沟通，最大程度减少双方的误解、隔阂和信息不对称。回到美国大选，笔者认为如果Biden当选，是有机会在短期内缓解中美冲突的，理由是Trump代表的是一种与美国主流建制派全然不同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这种政治对于中国来说更加危险，更有可能引发中美冲突。而即便Biden上台，但Trump是有七千万投票支持者的（美国历史上获得第二多投票的总统候选人）。而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内在问题， Trump主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再加上中国已经形成的对美国的深层次不信任，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十分薄弱，稳定的双边关系不一定能够长期维持，中长期看仍然存在很大挑战。只要中美不稳定，就会对中国和平崛起所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本篇文章还是希望侧重讲， Trump所代表的是与Biden等老华盛顿完全不同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右翼政治对美国人的吸引力都会大于左翼政治。左翼政治所需要的跨种族/族裔的阶级联盟在美国缺乏基础。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如果说信息不对称和文化隔阂是一大风险（包括美国人对中国体制、文化、政治的误解，以及中国人对美国政治的深层次不信任），另一大风险就是美国的右翼政治，将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转化为反中政治。回到我的观点， Trump与华盛顿传统政治及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非常不同的——Trump在美国代表的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植根于草根的右翼民族民粹主义（right-wing national populism）。众所众知，美国是两党制，但一个社会的政治利益团体会远远多于两个，议题也远远超过两个，因此，每个政党都需要包含多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纳入不同的议题，形成一个联合行动的政治联盟。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团体有三种，——第一种：大工商业家/金融家/资本家；他们喜欢共和党的低税收/小政府/市场主义/全球化，厌恶左翼政治。——第二种：在文化价值观上非常传统的团体，主力是福音派基督教徒（数千万白人人口），此外还有摩门教，拉丁裔天主教徒（譬如波多黎各人、古巴裔等）。——第三种：美国从“锈带”、阿帕拉契亚到各州乡下的广大中低层/蓝领白人。作为工运/左翼政治力量，他们本来是民主党的基本盘，但过去二十年来由于民主党走向“中间路线” ，转向城市中产及文化精英及少数族群，他们觉得不能被代表，因而摇摆至共和党。 Trump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大规模支持民主党是在奥巴马时期，但2016年彻底失望，投向Trump ，成为美国新兴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盘。以上第二种和第三种人群是有很多交集的，共和党背后一支重要力量及支持枪械权的也是这批人群种的子集——他们认为，枪械是美国核心文化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共和党是一个政治平台，聚拢了不同的政治“集团” 。但大资本家和中低层蓝领工人分属不同的经济阶级，在经济上存在根本矛盾。如何调和这些不同阶层人群的内部矛盾，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如何既能保证对富人减税、丧心病狂般的废除福利政策，限制最低工资和工会，又能让穷人粉丝满意？最显然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外部化（externalize），把矛盾转移到一个“他者” 。 Trump找到了这个“他者” ，就是中国。他基本的政治逻辑就是把美国所有国内经济社会问题都推到中国。 COVID-19疫情为他将内部矛盾转移到中国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藉口或素材（“中国瘟疫”、“中国病毒”）。攻击中国，散布对中国的仇恨，把中国描绘为美国的敌人（adversary）、妨碍美国持续伟大的障碍、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和核心价值观。这种政治的基础属于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英语identity politics），具体形式就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美国十分缺乏民族概念，民族“nation”一词往往指代各种印第安人部落（“The 500 Nations”），所以，美国传统上把自己的爱国情感称为“爱国主义”（patriotism）。这个称呼非常巧妙，在西方语境里，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好的词，爱国主义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主义则往往和民族中心主义、排他主义、贬低和歧视外族、种族主义等狭隘情感相联系。在美国，这种对国家的情感被称为patriotism（爱国主义），实际上在语义上和概念上掩盖了美国的民族主义。Trump在采访时被问道：谁是你的支持者？他总会回答：People who love our country. The Patriots 。（爱我们国家的人。爱国者们）。他的口号是让美国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Trump所煽动和利用的，放在其他的国家，其实就是民族主义，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用这个词。民族主义是把民族和国家认同放在第一位的，可以掩盖或消解内部矛盾，把不同阶层的人联合起来。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会认为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构建的用来掩盖阶级矛盾、消解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某种上层建筑和文化霸权。这就是右翼政治的内核——它利用和调动的是人们对自己血缘、宗族、文化、语言、历史等身份要素的认同，强调的是族群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阶级才是（或应当是）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但这个说法只适用于单一民族、同质化的国家和社会（homogeneous society）。当所有人都在一个单一民族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的国家和社会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民族/种族身份就不重要了，其他的身份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譬如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在社会经济分配中的地位。这适合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许多社会都是单一民族或种族的。在大规模工业社会初期，这种同质社会为左翼政治、阶级政治提供了基础。但即便在那时，欧洲的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殖民大国、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帝国，具备通过向外扩张输出国内矛盾的基础。这段时期，也是科学种族主义大力发展的时代。在接触到全球各种不同文化和人种后，西方人开始用种族的角度解释世界，并尝试赋予其科学的涵义。一战落败后，德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协议，割让领土，不得发展军事，然后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经历了疯狂的通货膨胀，无数人群失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政治“市场”上争夺人心的就是两大意识形态——一个是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一个是从苏联舶来的共产主义。两大阵营都在大力发展政党政治，大搞街头政治。他们的支持群体非常相似，主要是中低层/蓝领人群。当时德国军事受到限制，又被各种欧洲国家包围，海外也没有什么殖民地，不能再通过向海外扩张以消解自己的国内矛盾。按说左翼政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应该一统天下。但最后确实右翼政治获胜，德国人民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为什么？因为德国拥有整个西欧和中欧（波兰算东欧）最大的犹太裔群体——有五十多万犹太人（占总人口1%）。然后，德国犹太人一直享受平权对待，在西方世界里混得最好，地位最高，在政府、学术界、金融商业贸易、专业机构（律师、医生之类）、艺术等领域占据上层地位，是德国城市上层中产的内核。而欧洲人对犹太人有种种的偏见与歧视，包括经济的（仇富）、宗教及文化的（基督教反犹）。在二十世纪，更增加了科学种族主义这一新的维度。因此，德国社会内部就存在一个可以利用的“他者”——犹太人。希特勒充分挖掘了反犹主义这一深深埋藏在德国社会文化内的偏见，在反犹主义及种族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德国一战之所以被打败就是因为犹太人；德国所有的问题都是犹太人制造的。犹太人掌握了德国的经济命脉，在统治德国社会及全球。犹太人在奴役更加高级的雅利安人，占有他们的女儿。犹太人在玷污雅利安人的血统。德国要强大，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就必须消灭犹太人这个隐藏在德国内部的“他者” 。共产主义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是犹太人（马克思）发明的。纳粹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就是一个以犹太人主导的政变。犹太人在利用共产主义统治世界。历史实践证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类身份认同更贴近人类的本来属性，更容易引发朴素的共鸣。一个雅利安人，无论再“屌丝” ，都可以立即因为其天然的高贵血统、超人的血统而感到骄傲，蔑视全世界。一个工人阶级成员呢？蔑视谁？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构建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与有点阴暗但真实、易于感知、符合天然直觉的反犹民族主义/种族之间，普罗大众选择了后者。剩下的就是历史了。无数的共产主义基本盘转向了纳粹，完成了意识形态易帜（可比由美国今天的民主党转向了共和党）。德国人结束了魏玛民主，将希特勒选上台。德国将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并为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拓展雅利安人的“生存空间”），并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憎恨的“他者”——犹太人。通过对外扩张，在全欧洲抢占资源、构建殖民地，德国解决了国内的矛盾。这就是右翼政治战胜左翼政治的故事。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此，那么这个世纪就更加如此了。这是全球化的世界，各个国家与种族正面相遇，既合作也竞争，而且会开展零和竞争（工作机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是一个移民地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发展成为多民族多种族国家，国内的种族矛盾、文化冲突日趋尖锐。这种跨国及国内的文明/文化/种族/民族矛盾，就为右翼政治提供了基础。英国的脱欧，中西欧国家极右翼政治的崛起， Trump的上台及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及共和党政治的蜕变转型，就是这一国际环境的产物。熟知笔者写作的读者应该知道，笔者认为香港的反中运动也是这一国际趋势的组成部分）。我们刚刚说了，德国纳粹上世纪的民族主义是针对本国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在今天的美国也一样。今天Trump支持者及美国右翼提出的“美国”（America）\“美国人”（American）\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美国价值观（American Values）……不是包容所有的美国公民的，而特指新教徒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特定版本的美国价值、文化甚至种族才是美国的。其他都不算美国。所以， Trump版本的美国爱国主义，在美国其他族群来看是一种存在威胁。 Trump在任期间公开支持各种右翼极右翼民粹组织，使得少数族群深受威胁，美国的种族/族裔矛盾日趋尖锐。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包括东亚裔）感受到日常生活会面临到更多的不友善甚至歧视。这是美国地下的暗流，和1930年代的德国一样。Trump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内认为白人文化和族裔至上，歧视和打压少数族群，对外则把中国构建为美国的终极假想敌。911之后，激进伊斯兰一直被美国民间认为是最主要的外部敌人。美国也陷在中东战争中十多年，苦不堪言。 Trump任上，人们将注意力从中东（及俄罗斯）逐渐转移开来，对准了中国。中国站在了聚光灯下。中国，现在是美国右翼民粹政治在美国以外最大的敌人。 Trump就是始作俑者。Trump的右翼民粹主义除了身份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维度——反精英（anti-elite）。精英被认为不仅脱离民众，不代表民众的利益，而且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出卖美国人民利益、出卖美国利益的。这就是Trump对Biden/民主党乃至整个华盛顿传统势力（Establishment）的刻画。反精英的基础是民众对精英根本上的不信任，只要稍有阴谋论推波助澜，就可以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利用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大民众的精英的仇视。所以， Trump要极力称Biden签订了各种破坏美国利益的贸易协定，将美国的工作机会转送让给中国。称Biden的儿子Hunter在中国经商，等等。Trump把自己刻画为“外来者”：他“不是政客” ，他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他要把人民群众从华盛顿政客手中解救出来。前面提到，共和党是大工商业家/资本家/大金融家/大资产阶级/财阀（the Plutocrats）与中低层白人的联盟。但中低层白人与经济精英不是一个阶层，有全然不同的教育，中低层白人有自己的、不同于经济精英的经济利益和文化。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力量其实并不强，就是恰好与“自由市场”、“市场经济”、“朴素个人主义”契合的美国传统价值观及美国身份。Trump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了中低层的民粹力量，而由于其反精英的特征，使其具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民众有调转枪头，反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在后Trump时代，共和党的右翼政治可能无法再像原来一样了，右翼民粹和身份政治的视角、考虑、诉求将会更多，经济保守主义（小市场/低税收/低福利）的角度和份量会更少，按照前面的分类来说，即第二种（传统价值观人群）及第三种（中低层白人蓝领）的份量会更重。大工商业家/资本家对共和党的影响力可能会逐渐减弱。尽管推出了减税政策，但Trump任内一直在向各种大企业和财阀开战——包括批评那些将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的美国企业；新闻传媒；影视娱乐（好莱坞），还有硅谷/科技公司。 Trump式的民粹主义会削弱大工商业家与资本家在共和党内的地位，并削弱共和党传统的政治联盟。Trump式的右翼民粹主义，除了身份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维度就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美国文化中并没有中国人植根于文化基因里的对教育与知识的崇拜。相反，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以及笃信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科学是一种威胁。权威是一种威胁。知识分子是一种威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在通过知识（knowledge）构建合法性（legitimacy）、权威（authority）和权力（power）。而普罗大众不掌握知识，因此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权威与权力。——一个煤矿工人或石油工人，看到工作岗位消失，被告知原因是为了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科学家们的共识，气候变化是华盛顿精英（尤其是左翼精英）的核心政治议题。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某构建在“科学”上的隐秘权力，工人的倾向是认为一切都是权力和知识精英构建的骗局和阴谋，科学家们在集体撒谎（hoax）。这就是反智主义。——一个中低层蓝领或小业主，其工作机会或生意因为受到COVID-19疫情而遭受打击。得到的理由都是科学的：新冠疫情很危险；社会隔离很有必要，大规模的检疫是必须，经济必须先停摆。他个人的直接利益受损，得到的确实来自知识精英的解释。这时，为了夺回权力，当然要反对科学解释。这也是反智主义。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有非常浓厚的反智、反现代的气息，把科学、知识权威都作为对立面。那他们所依赖的是什么？“常识”、直觉，美国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一些基督教的价值观。反智的核心是争夺权力，在这个把权力构建在科学与知识的时代里，通过瓦解知识来夺回权利。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里的反智心理，也在拉大他们与共和党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业金融精英的距离。精英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与反智的中低层民粹主义者在一起，但在智力上和审美上，精英们实在不屑与后者为伍。这都是共和党内部的张力。Bernie Sanders没有当上总统，但却开辟了美国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运动；Trump当了四年总统，但遗产不仅仅是四年推出的政策，而是长期影响：他开辟了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回到中美国际关系的角度。 Trump的右翼民粹主义是以身份政治驱动的，把树立族群/民族/国家的“他者”作为政治的核心。这样的政治当然比传统主流政治更加危险，更加容易带来地缘政治冲突。基于此， Trump对中国的短期威胁和伤害会远远大于传统政客，并且，由于他的冲动、非理性、不可预测性、自恋、不顾后果及刚愎自用，他更有可能诱发中美的军事冲突，导致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对Trump的离场感到庆幸。但向前看，在美国这个不断撕裂，左右两个阵营的中枢朝相反方向拉开的社会里，中间派的Biden是无法取悦大多数人的。进步主义/社会主义左派不开心，右翼民粹主义也不开心。在左翼政治与右翼政治的PK里，谁会占上风呢？笔者认为，在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里，很容易出现族群政治、部落政治。左翼政治缺乏土壤。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右翼政治将打败左翼政治。近现代史上的西方左翼是十分幼稚的：——无论是马克思（相信阶级的力量）——还是西方当代自由派（相信个体是理性的，拥有多种身份认同，包括性向/性别、年龄、社群、文化、语言、血统、民族、种族、宗教、价值观等等，没有哪个身份认同是压倒性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认同，并相互理解和融合）……他们低估了一些最基础的身份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的更大的重要性，这些最基础的身份认同，就是血缘和种族。中国古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分，这个群，首先是种族、民族、语言。当代西方自由派/左翼的教育可以一定程度的淡化这种族群意识，但左翼始终在低估这种本源意识的重要性。这就是左派幼稚病。笔者相信右翼政治还将是美国的主流，能够笼络更多的人群，成为美国政治的主题。社会主义有希望，但时候远远未到。四年后， Trump式的右翼民粹主义有可能在美国卷土重来，并重新影响中美关系。Biden可能会为中国“赢得”一些时间，但不会太长。最后，我们在今日美国看到的，其实是过去百多年欧美政治的重演。历史只是在新的环境和语境下重演。今天的政治当然不如历史上的暴烈和极端，但背后是有着相同的驱动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