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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弘秦若冰：美国经济的开放结构：兼论后危机时代美国贸易政策转向
作者：马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秦若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1期；当代美国评论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美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结构，对世界经济有着深远影响。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伴随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步入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２０１７年以来，美国贸易政策日趋保守，从倡导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大步后撤，转变为怀疑和动摇深度全球化的基础。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 ，频繁利用“３０１”条款、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对来自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产品进行打压，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本文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经济和贸易结构的转变。本文梳理了美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制造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开放程度和结构演变，并对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进行总结，以期管窥美国贸易政策转向背后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美国经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贸易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美国倡导并推动建立了维护全球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联合国宪章》提出，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采取有监管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原则。而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致力于促成成员国之间的协商合作，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显然，这一多边贸易体系成效卓著。１９６０年，全球贸易不及全球经济总量（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２４％，到２０００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５１％。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以东亚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甚至迈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美国对１９５０年以来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收获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然而，２１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通过外包等方式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在客观上加速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全球范围的经济减速，主要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矛盾突显，外部则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重大挑战。
２０１７年以来，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美国，大踏步从全球化的开放前沿后撤，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频繁依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２０１条款以及《贸易扩展法》第２３２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针对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保护性关税，还通过《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条款，对中国开展贸易调查，将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加权关税提高到１６％以上，进一步加剧贸易冲突。与此同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逐渐由货物净出口国转变为货物净进口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却逐渐稳固了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领先地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经济和贸易结构的改变。
美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与开放结构对世界经济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聚焦美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制造业、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和对外直接投资（ＯＤＩ）等方面的开放和结构的演变，兼对近年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向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管窥美国贸易政策转向背后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分页标题
美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
（一）货物贸易依存度与贸易结构变化
美国是全球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在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４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达６８亿美元，制造业的增加值排名世界第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和国家之间发生转移，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而低端制造业则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后发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贸易领域得到体现，美国对货物贸易出口依存度（货物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对进口依存度（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提升。１９７０年，美国的出口依存度约为４?２％，比进口依存度高出０?４个百分点（如图１所示）。此后，美国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升，在１９７６年赶超出口依存度，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扩大，在２００６年达到－６.２％，此后虽有小幅回升，但仍保持在－５％左右。２０１８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８８７３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４.４％。
从横向的比较来看，美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通过统计２０１６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依存度可以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贸易依存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贸易依存度也越高。这一方面反映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收入国家更“愿意”和“能够”进行贸易。在这里， “愿意”指的是需求。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具有非位似性，而产品差异性更大的商品收入弹性会更高，高收入国家对这些商品的贸易需求会更为强烈，而低收入国家则主要消费本地生产的同质化消费品。 “能够”指的是供给。高收入国家在技术和人力资源（技术工人）上占据优势，因此在生产高收入弹性商品（通常是技术密集型商品）上更具比较优势，出口能力更强。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２０１６年的贸易依存度仅为９.３％，其中进口依存度为１２％、出口依存度仅为３.６％，远低于德国（３４.３％）、加拿大（２４.６％）、日本（１２.７％）等发达国家，与中国（１６.５％）、印度（１３.５％）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即大国的贸易依存度会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伴随近年来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球产业垂直分工的深化，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由１９６０年的２５％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１１％，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在逐渐减弱。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货物贸易逆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逐步进入去工业化的进程，生产要素逐渐向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而服装、玩具、家具以及电子设备的制造和加工等环节由于具有劳动力密集、破坏环境的特点，因而逐渐转移至东亚、东南亚地区。美国逐渐由货物净出口国转变为货物净进口国。在亚洲地区，日本、韩国、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以及中国相继崛起，承接发达工业国外包转移的制造业供应链条。
本文分别列出了与美国在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１７年的货物贸易逆差位列前十的国家。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９２年，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是日本，１９９２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５３０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５０％，日本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是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和汽车等高附加值工业品。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国，主要对美国出口玩具、服装等低附加值的贸易产品。美国的另一主要逆差来源是石油贸易，因此，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也位居美国主要逆差来源国之列。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升级，美国通过谈判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此后，日本占美国贸易进口的份额不断下滑。分页标题
２１世纪以来，机电行业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移。同时，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使亚洲地区的制造业供应链进一步调整分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第一来源国。２０１７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总值达５２６０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达４０００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４６％。需要指出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管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但美国从东亚地区的货物进口份额的总和基本稳定在２５％～３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是全球产业链垂直分工在东亚地区不断转移和深化的结果。
伴随制造业的外移，美国货物贸易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中国、印度、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则显著提升。１９９２年，美国出口占据世界出口总额的１８.２％，到２０１８年，这一比重下降为９.０％，远远低于中国（１３.４％）。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但占世界总额的比重由２２.４％下降为１３.９％。
（三）贸易冲击与美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困境
制造业离岸外包造成美国“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制造业产值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制造业就业人数急剧下滑，传统工业城市出现衰败。部分研究者将原因归咎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美国各行业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长幅度与就业人数出现变化，在美国从东亚地区进口的产品中，占比最大的为电子设备和机械设备（４７％），其次为汽车等交通运输设备（１４.５％），服饰、仪器和玩具（包含在杂项中）占比都在５％左右。尽管木制品、家具、食品等在进口中占比不足１％，但是近年来，这些行业进口额的涨幅较为明显。从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来看，除杂项和食品加工业之外，美国主要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滑，其中电子设备、服饰、皮革、纺织品等行业的就业人数跌幅超过５０％，这些行业劳动密集程度高、单位附加值相对较低，是美国离岸外包的主要行业。显然，从东亚地区进口的增速与就业人数跌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在这种形势下，不难理解“重振制造业”被提出，并作为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频繁出现在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规划中。特朗普更是多次强调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 ，主张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增加就业、提升工资水平、支持美国制造业。尽管这一主张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却在政治上帮助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通过分析美国各州在２０００年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就业人数的降幅，可以发现，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工业区，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出现了急剧的就业人数的下滑。在２０１６年的美国大选中，这些州都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传统上是支持民主党的地区。通过由蓝州转为红州，传统工业区的选民表达了对全球化的不满，以及希望摆脱经济衰退影响的政治诉求。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现状
去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结果是服务业的兴起。并且，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大。全球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增速超过货物贸易，形成了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在服务贸易上保持着绝对的领先优势。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美国在服务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１９７１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为１６４亿美元、进口总额为１５４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为１０亿美元。到１９８６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增长为６５亿美元。此后的十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以年均１０％的增速快速攀升，到１９９７年，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达９０２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短暂下降，至２００４年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达７９９０亿美元，进口总额达５４３９亿美元，实现顺差达２５５１亿美元。分页标题
２０１７年，美国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总额的１４.６％，远远领先于英国（６.６％）、德国（５.８％）和法国（５％），中国以２１３１亿美元的服务出口总额名第五，尚不及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１／３。从进口来看，２０１７年，美国占据全球服务进口总额的１０.５％，位列世界第一，中国以４７２０亿美元的服务进口总额排名第二。就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而言，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７０％以上，而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占比则相对偏低，约为４０％。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
从美国与主要服务出口市场的双边服务贸易的结构可以看出，金融保险及其他商业服务、旅游及留学、知识产权是美国服务出口的主要领域，分别占３６％、２６％和１６％。英国、加拿大、中国、爱尔兰和日本是美国主要的服务出口市场，这些国家占美国２０１８年跨境服务出口额的３４％。其中，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美国金融保险及其他商业服务的主要出口市场，２０１８年，美国对英国出口的金融保险及其他商业服务总额达３４２亿美元，占美国出口该类服务总额的１２％。与此类似的还有爱尔兰和加拿大，其中爱尔兰是全球跨国公司的重要聚集地，因此成为美国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的主要出口市场。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旅游及留学服务的最大出口市场，２０１８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旅游及留学服务占美国该类服务出口总额的１５％。
就进口而言，旅游及留学、运输服务和金融保险及其他商业服务是美国进口服务的主要类型。其中，墨西哥、英国和加拿大是美国旅游及留学服务的主要来源国，英国、日本和德国是美国运输服务进口的三大来源国。而印度以其在通信和信息服务业上的比较优势成为美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２０１８年，美国从印度进口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达１５３亿美元，占美国从全世界进口该类服务总额的３７％。此外，印度还是美国商业服务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仅次于英国和加拿大。
除了以跨境出口的方式，美国还以通过在国外设立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ＦＤＩ）的方式，向本地市场提供在地服务，后者占美国向境外提供服务总值的６６％。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美国通过出口和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两种方式向境外提供服务。２００３年以来，美国跨国企业在境外提供的本地服务的数量快速攀升，增速远高于美国以出口形式向境外提供的服务。在计入跨国公司在境外的本地服务后，２０１７年，美国对外提供的服务总额达２.３６万亿美元，大约是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三倍，而境外向美国提供的服务总额为１.６３万亿美元，二者的顺差达７３００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是美国制造业外迁外包的主要推手，美国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同时，跨国公司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ＯｕｔｗａｒｄＦＤＩ）在接受国提供大量的商业服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对知识产权的保障，在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方面都保持着绝对优势。
（一）美国吸引外资流入的情况
１９９０年以来，美国吸引外资的流入量不断增多，并一直保持着外商直接投资第一大接收国的地位（仅在２００３年被中国赶超），最高峰时期，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额占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２６.３％。此外，美元作为避险资产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时，例如，在２０００年出现互联网泡沫和２００８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流入美国的外商投资显著增多。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同样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涌入美国。分页标题
从资本存量来看，２０１８年，境外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４.３４万亿美元，其中约６８％来自欧洲、１６％来自亚太地区、１２％来自加拿大，另有４％来自其他地区。就产业分布而言，制造业仍是美国吸引境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占比为４０.８％，金融保险业和批发贸易业分别占１２.１％和１０.３％，而建筑、房地产和租赁业、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业、艺术文娱、住宿和饮食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共计为１４.７％。
（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分布和经营状况
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５.９５万亿美元，其中约６１％分布于欧洲、１５％分布于亚太地区、７％分布于加拿大，另有１７％分布于中东和非洲等其他地区。其中，美国对境外的直接投资约有４６.７％用于非银行类跨国控股公司的设立与管理，另有３０.４％分布于金融保险业和制造业。
跨国公司是美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从全球资产的分布来看，英国是美国跨国公司境外资产占比最大的国家，２０１７年，位于英国的美资企业的总资产达５.９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英国也是与美国服务贸易往来最为密切的国家，荷兰、卢森堡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这些国家具有较强的居民购买力和完善的政治法律体系，在资本市场的准入环境和税收政策上也相对宽松，因而成为美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爱尔兰由于其较低的所得税，排名第四。
相比之下，中国在美资企业境外资产的分布中排名第十一位，但在美资企业的境外销售上却处于重要地位。尽管美资公司在中国的总资产仅为７２７０亿美元，但销售收入却高达５４４０亿美元，单位资产实现的销售额远超英国、荷兰、卢森堡等美资企业资产占比更大的国家。从销售市场的分布来看，在华美资企业的销售收入中约８２％来自中国本地市场，仅有不到６％销往美国，另有１２％出口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在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和欧洲，美国跨国企业的本地销售额占比仅为５０％～６０％，远远低于中国市场。
由此可见，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为美国进入其他国家的本地市场打开了通道，成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输出的主要途径。２０１７年，美国跨国企业对境外本地市场的货物销售额达４.２万亿美元，约是美国货物出口总额的三倍，对外直接投资为美国获取全球化红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一）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跨国比较
关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贸易保护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过去的２０年间，美国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的关税水平。１９９２年，美国算术平均关税为５.６％，到２０００年以后，逐渐下降到４％以下。２０１７年，美国算术平均关税降至３.４％，而以进口额作为权重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仅为２.４％，略高于日本，低于同期的欧盟（２.８％）、墨西哥（４.３％）、中国（４.４％）、印度（６.８％）和韩国（８.２％）。
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逐渐背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不断对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关税惩罚，把主要矛头对准了中国。特别是自２０１８年３月以来，通过“３０１调查”措施的实施，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水平大幅上升。本文以点状线刻画了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过程，作为对比，图中的实线是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进口关税（权重为美国从世界各国ＨＳ８位商品进口占比）。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以“２０１”保障条款的名义加征保护性关税；３月２３日，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此后，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加权平均关税稳定在２.７％左右，而对中国的加权关税则一路攀升，在几个关键时间点（７月６日第一批清单生效、８月２３日第二批生效、９月２４日第三批生效），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平均关税从４.４％升至５.１％，并进一步升至８.２％。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美国宣布对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由１０％上调至２５％，平均关税升到了１２.９％。９月１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宣布，对第四批第一组价值１１２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１５％的额外关税，平均关税升至１６.６％，而第二组如果按计划会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生效，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将会升至２３.３％。分页标题
尽管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水平较低，但同时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却较多。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较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美国通过颁布法律法令、条例规定等提高进口产品的技术要求，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目的的非关税壁垒。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是指出于保护人类（或动物）免受食品添加剂、污染物、致病微生物等危害目的，对于外国产品制定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目的的非关税壁垒。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美国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方面的进口限制措施共计５８５７项，远高于日本（９１９项）和欧盟（３７１项），与中国（５６９６项）、印度（３７９５项）相比，也处于较高的保护状态。此外，相比其他国家，美国采用了更为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原产地标准限制产品在本国生产的程度，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中，美国要求将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区内产值含量的比例从６２.５％提高到８５％，并要求总投入的５０％必须来自美国。这将影响中国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向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出口。
（二）美国的贸易救济政策与其他贸易保护措施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美国惯用的贸易救济政策，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共发起１３２件反倾销调查和５１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立案数的２３％和１３％。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显示，２０１７年，美国共发起对世界的反倾销案件的调查５８起、反补贴案件的调查２６起，相比２０１６年增长了７３％，其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的调查共计２３起，２０１８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双反”案件的调查增加到２４起。
在经济下行的时期，美国更倾向发起贸易救济措施。通过比较１９８９年以来美国对世界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件的数量与美国经济增长率波动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经济下行的年份，如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件的数量明显增加。此外，２０１３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救济政策的出台始终处于较为频繁的水平。
除了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美国常用的进口贸易保护措施还包括全球保障措施“２０１条款”“３３７条款”和国家安全调查“２３２条款”等。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的主要贸易保护措施及其法律依据。其中，全球保障措施是美国针对进口商品对美国国内厂商或行业造成重要损害或威胁时采取的关税措施。例如，２００１年，布什政府曾对钢材进口征收３０％的保障性关税。而“３３７条款”主要是针对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５５起“３３７”调查。２０１７年４月，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的钢铁和铝产品展开“２３２”调查，并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对这两类产品加征关税。除了采用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产品进行打击，美国还通过“汇率操纵”指控，对贸易伙伴国施压。例如，２０１９年８月，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可以看出，近年来，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日趋保守，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于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的繁荣与稳定都将是重大的挑战。
结语
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伴随技术革命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外包转移的制造业供应链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逐步进入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分页标题
与此同时，美国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２０１８年，美国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８.２％下降为９.０％，位列世界第二，比中国低４.４个百分点。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进口国，但在全世界所占比重由１９９２年的２２.４％下降为１３.９％。
应当注意到，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依然保持着绝对的领先优势。２０１７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７９９０亿美元、进口总额达５４３９亿美元，实现顺差达２５５１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并且远远领先于位于其后的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伴随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势必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
除了以跨境出口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本地市场实现的在地销售占美国对外输出产品和服务总额的６０％以上。跨国公司是美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经济载体，更是美国获取全球化红利的重要利益渠道。
然而，伴随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减速，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内部经济不平等矛盾日益突显，在贸易政策上也日趋保守。特朗普政府多次强调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 ，频繁采用加征关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对来自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口产品进行打压，贸易摩擦日益加剧。与此同时，在贸易争端的解决措施上，美国逐渐舍弃多边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转而诉诸双边贸易谈判。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正试图绕开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签订一对一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实现贸易诉求和政治诉求。截至２０１９年，美国共与２０个国家签订了１４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两项区域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和１２项双边贸易协定（不包含仍在推进的美日双边贸易协定）。在此趋势下，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或将面临被地区或双边贸易协定替代或者边缘化的风险。为此，如何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维护多边贸易谈判进程、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全球自由贸易拥护者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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